重庆GDP高于广州一线城市格局要被改写?

相对于去年的排位,今年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南京赶超天津,跻身十强之列;二是重庆正式超越广州,晋升到全国第四位。

其中,广州上半年的GDP为10968.29亿元,同比下降2.7%。重庆则为11209.83亿元,同比增长0.8%。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四大一线城市稳固地占据着GDP四强的席位,而广州在前两年被深圳反超之后,今年上半年再次被重庆超越,上北深广的四强格局很可能就此打破。

那么,这一次排位的变化,是否如此前有网友所言,意味着广州掉出一线城市?重庆又是否具备了一线城市的实力?

2019年,广州的GDP为23628.6亿元,重庆的为23605.77亿元,二者的差距只有23亿元左右。这一数据公布后,重庆与广州的排名,成为重大的看点。

就上半年的数据来看,重庆对广州的追赶反超,几乎是包围式的——论GDP总量,重庆从去年落后23亿元,变成超出240亿元左右。论增速,重庆为0.8%,不仅实现了正增长,而且高于我国上半年GDP增速2.4个百分点;而广州只有-2.7%,比全国增速还要低1.1个百分点。

其他领域重庆同样优势明显。比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重庆同比下降7.2%,广州同比下降10.4%;比如固定投资,重庆同比增长0.2%,广州同比下降7.6%;比如进出口总额,重庆同比增长3.5%,广州同比下降7.6%。

要指出的是,上半年的数据,只能说有一定的参照性,重庆与广州GDP排位的变化,疫情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它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人口结构。和重庆整体人口净流出不同的是,广州是典型的净流入地区,流动人口数量庞大。这些外地人在春节来临时大量返乡,疫情期间复工复产的自然难度大。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的流动人口中,有相当多的湖北人。关于这点有个数据可以参照——2月24日广东官方曾提到,有1000万左右的人员将分批有序来到广东,其中湖北(含武汉)约170万人,具体到省会广州,比例自然也不会低。

也就是说,拥有大量湖北籍流动人口的广州,前期面临着岗位空缺的问题,复工复产后,又存在返岗成本高、防控投入大的压力。而且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广州的输入性风险也要高很多,这些都会给经济的恢复造成较大影响。

第二,广州作为重要的沿海商贸城市,经济对外依存度比重庆高很多。然而,随着疫情在全球扩散,外向型经济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不同程度中断,海外的市场受到严重冲击,这一点也反馈到了进出口上。

相对来说,人口净流出的重庆,复工复产压力小,受海外疫情影响相对也更小,经济恢复速度反而更快,GDP排在广州前面自然也就不意外了。

GDP连续被深圳和重庆超过,的确让广州有掉出一线城市的危险。不过,广州积累多年的发展底蕴和优势,并不是那么容易失去的。重庆对广州的超越,只是一种纯GDP指标的超越。

一方面,重庆本身就比较特殊,有着省一级的面积和人口规模,直接对比全域GDP本就不太公平;另一方面。在体现城市综合实力的其他指标上,重庆离广州,离一线城市,依然还有很大的差距。

比如人均GDP,2019年重庆为75828元,而广州达到156427元;再比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也即资金总量,2019年重庆为39483.20亿元,广州为59131.20亿元,“吸金”能力存在不小差距,需要较长时间追赶。

其他诸如进出口总量、金融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五百强企业数量、机场吞吐量等其他各项指标,广州都是全方位地领先重庆。

至于营商环境,乃至宜居指数等,虽然很难量化,且见仁见智。但拿广州和重庆相比,恐怕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广州。比如去年广州的常住人口就增加了40.15万人,接近重庆的两倍。它说明广州的人气和吸引力,始终维持在一线的水准。

不过对广州来说,GDP被重庆反超,疫情影响是重要因素,而非全部因素,逆风下的增长动能不足,还是能够反映出不少问题的。

近些年来,广州掉出一线城市的声音不断增强。一个重要依据是,广州在互联网、新经济等新兴产业上掉队了。的确,和北京、上海、深圳以及杭州相比,广州能拿得出手的互联网企业屈指可数。

而且广州不仅新兴产业偏弱,民营经济也有待加强——百强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较低,头部企业像南方电网、广汽等,几乎都是国企。这一点和深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新兴产业发育不足,民营经济不够活跃,经济发展就缺少足够的动力和活力。在疫情之下,这些短板会被放大,它多少会影响广州经济的抗压性。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格局,短期内其实是很难撼动的,广州与重庆的排位也有可能再次变化。不过,这次重庆半年GDP超广州,依然极具信号意义。

其实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重庆的经济体量一直都要高于广州,但随着沿海对外开放,广州快速发展,一举赶超重庆在内的多个城市,GDP长期稳定在全国第三位,直到2017年被深圳反超。

广州的发展蹿升,是沿海地区的一个缩影。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通过接入全球分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驶上增长的快车道。在此期间,不仅诞生了深圳、广州这样的经济明星,还催生了苏州、佛山、东莞等超级地级市。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海权时代的发展逻辑,开始受到动摇。随着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不断提升,加上内地交通逐渐便利,产业大量内迁。比如重庆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而它的笔电产业,正是在2008年前后开始布局的。

在沿海地区生产成本提升、贸易红利下降的同时,近年来,受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的开放重心,慢慢从沿海向内陆省市转移。

“一带一路”自不用说;2019年,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而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文件中,重庆、成都、西安被定位为国际门户枢纽。

全新的开放格局下,重庆这样的内陆城市,一方面借助产业内迁,进行快速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变身开放前沿,和全球产业链接轨,化劣势为优势。

因此,不只重庆,成都、武汉、合肥等中西部城市,过去几年都取得了飞速发展,增速力压沿海地区。而广州时隔三十年后,被快速追赶的重庆反超,也是发生在这个背景之下。

前不久,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的是发挥国内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优势。不过,对广州这样的外贸型城市来说,新发展格局,加上国际贸易环节的诸多不确定事件,未来的增长压力依旧很大。

从这个角度看,哪怕广州综合实力还是全面领先重庆,但要守住一线城市的位置,必须要有十足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早日完成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