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山广子:东亚视野中的大理社会文化(上)

横山广子(YOKOYAMA hiroko) 日本人,出生于东京都。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人类基础理论研究部教授,兼任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文化科学研究科教授。专业为文化人类学。以云南省大理白族为主,中国西南地区直至东南亚各民族为研究对象,基于广泛的田野调查,致力于以上各民族社会的社会结构、文化变迁、 民族认同以及民族关系等主题的研究。编著《少数民族文化和社会动态——来自东亚的视野》,共同编著《流动的民族——中国南部的迁移和民族认同》《“民族”概念在中国的产 物》等 40 多篇日中英文的学术论文与著作,并主编 20 余篇影视民族志作品的制作。

访谈者 :张人大,出生于大理周城,东京大学大学院文化人类学研究室硕士研究生。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张人大:提起云南,在众多日本研究者当中,横山老师也算是长期滞留进行调查研究的第一人,在回顾您与云南的渊源以及研究生涯的同时,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您。首先对您大学时代为何选择文化人类学专业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您可以谈一下当时的想法吗?

横山广子:文化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名字,起初我是在以初中生为阅读对象的报纸上读了中根千枝老师的文章而认识的。当时,报纸介绍了东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中根老师,并且提及了中根老师的专业文化人类学。虽然我并没有完全明白这是一个怎样的学科,但是当时就觉得特别有趣。之后,高中期间通过了美国留学制度的考试,在美国留学一年的经验,让我后来在大学里选择了文化人类学专业。我小学毕业时候考上了御茶水女子大学附属学校,之后的初中、高中就读于该学校。在这所高中里,每年都有学生参加名为 American Field Service(AFS)的留学制度的考试。在高三的夏天我通过考试,在人口大约 5000 人的华盛顿州的谢尔顿(Shelton)度过了一年的时光。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出国。在一个同龄女孩的家庭里和他们一起生活,并和她一起在该地区的高中上学。那一年通过 AFS 制度的 100 名日本高中生抵达了美国各地,此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高中生。在这一年中,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美国人,而且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一起学习交流,亲眼目睹了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尤其是这段和美国人家庭一起生活的经历,让我亲身了解了他们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当时虽然对我来说也有些许的困难,但其实我觉得很快乐。这一年的留学经验,让我对文化人类学这一研究异文化的专业兴趣油然而生。

横山广子:是的。还不仅仅是兴趣,我还感觉到他对于我非常有用。当我从美国留学归来之时,我同年级的同学们都已经毕业了,我被编入下一年级的学习,再过了半年时间才毕业。在9月1日学校开学的后一天有个模拟考试。由于留美这一年时间里几乎生疏了日本的学习,因此取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糟糕成绩。最低分的物理100分的满分只考了30分,英文成绩虽然考了70分,但是也比出国前差。国语,也就是日语反而考了全年级第二的好成绩。但是将近一年的时间基本没有使用日语,为什么反而取得好成绩呢?自己虽然也吃了一惊,不过后来好好考虑答案也就明白了。阅读理解在国语的考试中非常重要,这并不只是语言的问题。阅读是要通过他人所写的书面文字来理解对方的思想。在美国这一年,通过尝试去理解与你有不同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的他者的经验,我了解他者的能力可能提高了。作为人,也有了成长。参加东京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在教养学科之下开设有文化人类学的专业课程,所以当时我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张人大:在东京大学本科的文化人类学专业里,接受了怎样的教育?

横山广子:东京大学的本科文化人类学教育沿袭了美式综合性人类学教育。学生要学习自然人类学、史前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四个支柱的专业课程。在语言人类学课上学习了语音学和音韵学,接受了使用国际音标记录陌生语言的训练,因此即使在田野调查中遇到自己不明白的语言也可以记录下对方所表达的内容。其他的还有诸如挖掘与社会调查等实习课程。加之本科的文化人类学属于教养学科,语言很被重视,即使是大学 3、4 年级的学生每个星期还要上 4 节语言课。虽然可以重复选修低年级修过的英语以及第二外语的德语,不过当时学校有很多的外国语课程可以选择,我自己对语言也比较感兴趣,所以还尝试了西班牙语和中文。当时东京大学的文化人类学教授阵容由10名左右来自不同科系的教员组成。各位教授本科时代并没有文化人类学的课程,因此他们原来的专业有的是历史学,有的是经济学,还有的是理科出身的。老师们都是到了硕士阶段才接触到人类学并留洋海外的。比如,当时我的导师大林太良老师,曾经留学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研修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民族学理论。中根千枝老师师从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伦敦大学的 Raymond William Firth 教授,此后学成回来给我们教授社会结构的相关课程。

横山广子:在本科时代,我对东南亚的山地少数民族非常感兴趣。那时候,一方面已经有来自于日本研究者的东南亚的调查报告。另一方面关于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山区的少数民族, 英文论文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通过阅读这些文献,我的毕业论文是围绕着东南亚山地民族的宗教信仰而展开的。进入硕士课程之后,感觉东南亚相关的文献依然是最容易入手的,因此我用那些资料继续研究东南亚。因为那时候硕士阶段的田野考察只在日本国内,去到海外从事田野调查并撰写硕士论文的人几乎不存在。

张人大:现如今东京大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也基本如此。比如现在我接受的指导也是要求在硕士阶段首先扎实地做好文献研究。

横山广子:从事文献研究,选定一个有丰富文献的主题或者地域这一点非常关键。在东京大学的文化人类学专业中,从本科阶段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时,老师们首先建议研究异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自文化研究里,文化对于研究者自身来说是一种天生的、自然而然地习得的东西,一切都过于熟知,所以很难客观地进行研究。对于人类学的初学者,首先通过研究异文化来掌握调查研究的方法,假如对日本文化有兴趣以后可以再回过头来从事研究。当时的东京大学的教授们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的。我本人当时对日本文化也感兴趣。关于在毕业论文中讨论了东南亚大陆地区的山地民族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有相似的地方,从跟日本比较的角度来看东南亚我认为也很有意思。之后在硕士课程中,我把研究对象转变为东南亚地区多数派的平地民族社会。平地民族和山地民族之间的确存在着文化和社会性的差异。为了深入研究山地民族文化,还是有必要了解作为多数派的平地民族。由于我对文化差异比较感兴趣,所以开始研究了儿童成长的过程,即文化化或社会化这一过程。文化化的过程,是一个孩子获得他所出生的社会文化并逐渐成长为成年人的过程。我在思考是否能够通过关注儿童学习并掌握自身文化的过程来研究文化的差异。因此,在硕士论文中我通过收集东南亚各国平地民族的文献资料,做了儿童文化化的共同点和差异的比较研究。而且,在撰写硕士论文前后,不仅仅局限于自己所追求的主题和民族本身,我还阅读了关于东南亚大陆区域各种不同民族的相关论文。东南亚的山区人,原本几乎都是居住于中国国内的。由此,也开始收集和阅读中国少数民族相关的文献。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有关纳西族的英文资料。例如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安东尼·杰克逊(Anthony Jackson)等人的研究。洛克于1920年代进入丽江地区,虽然他本身是植物学者,却通过使用历史资料做出了有关纳西族历史和文化的高质量研究。我又精读了关于他的东巴经典的文献。杰克逊从来没有进行过实地研究,而是使用洛克等人的文献提出了自己的假设,也是很有魅力的研究。当初日本可以入手的中文文献都是局限于20世纪上半叶所发表的。直至80年代,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等“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才逐渐出版,在日本也能入手阅读。当时,虽然外国人还的确无法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但是我认为只是时间的问题,总会有那么一天可以实现的。因此,随着自己的兴趣抓到什么算什么,大量阅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相关文献。

横山广子:是的。提交了硕士论文并结束了博士课程入学面试的当天晚上,我在家接到了大林老师的电话。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差错心惊胆战。结果是老师提前通知我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合格结果,同时告诉我系里决定提名我作为下一任新助教的候选人。当时,一方面在东京大学担任助教,完成博士论文,就可以申请博士学位。另一方面即使上博士课程拿到博士学位想留在大学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基于以上这样的考虑,我接受了大学助教这份工作。从 1981年4月起,我成为东京大学的助教,成为东京大学一名教员。

横山广子: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系当时有两位助教,如果其中一位在大学担任助教的工作,另一位就有条件出外进行调查。在另外一名助教的前辈从非洲调查返回的时期我已经知道的时候,正好中根老师建议我申请可以获得在国外进行两年研究的资助的日本国际文化会馆的社会科学国际奖学金。我提交申请材料,并于1982年顺利通过了最后面试考核。在申请和面试阶段,我确实不知道是否真的可以在中国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虽然有诸如中根老师这样的著名教授接到邀请并访问了中国的机会,但这是访问不是调查。而且当时确实也没有外国人在中国长期进行人类学调查的先例。

横山广子:由于中国的状况也在不断变化,所以申请表和面试考核都准备了第一志愿和替代方案来应对。虽然当时最想去的是中国云南省,但完全不清楚是否可以做实地考察。我想着先尝试进行交涉,如果困难的话就马上更改计划,前往东南亚进行调查。因此调查计划上首先表明了这两方面都做好了准备。考虑到在东南亚有外国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实地调查,我想可以联系 Traibal Research Center 前往泰国开展调查。此外通过中根老师,与费孝通老师商量了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的可能性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作为 1975年4月日本访中学术文化使节团的一员,中根老师与费老师初次会面并相互沟通了对方的研究,由于两位老师都在伦敦大学(LSE) 留学过,从此以来两位老师建立了人类学家之间深厚的信任关系。费老师于 1982 年 3 月第二次访问日本,作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的中根老师在东京大学迎接了费老师。当时中根老师让我和费老师见了面。此次费老师向中根老师转达了自己的书籍在日本翻译并出版的希望。没有想到我竟得到翻译费老师著作的机会。

横山广子:当时费老师交给我两本书,并让我选择其中的一本进行翻译。一本是《民族与社会》(人民出版社,1981年),该论集收录了费老师于1978 年至1980年间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所发表的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相关论文。另外一本是《生育制度》,该书是费老师根据1940 年代在云南大学的讲座内容而写成的,于194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于1981年9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的。我当场答复费老师,希望翻译整体系统地展开讨论的《生育制度》。在申请国际文化会馆的奖学金之前,通过中根老师有机会见到费老师并得到翻译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幸运的。在收到奖学金之后,关于在中国开展田野研究一事,费老师首先建议我抵达中央民族学院,来了之后再逐步推进。因此,当时确定了1983年秋访中这一目标。并努力在出发前往中国之前先完成翻译的草稿。通过这些过程,终于1983年9月30日,我抵达了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

横山广子:东南亚的话,我以前参加儿童社会化的相关研究项目,去过马来西亚。中国的线 年的夏天, 第二次是1983年5月份的北京访问。在我赴任东京大学助教之时,中日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已通过各种形式逐渐开展。在东京都立大学(现首都大学东京)的中国文学研究室之下,设有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研究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会”。当时该研究会邀请了中国著名民间文学研究者贾芝先生举办了一场讲座。我也去听了。在讲座之后的联谊会上,作为民间故事研究会运营者的东京都立大学饭仓照平教授向会员宣布了于1982年夏天访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策划的通知。当时,虽然已经有日本人前往中国的大都市旅游,但是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对外未开放地区,无法去访问。而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会与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会进行着密切的学术交流,日本方面的中国访问也在进行着。听说他们要去云南省和贵州省,我对坐在旁边的饭仓老师说:“我非常羡慕。”饭仓老师就问我:“横山你也想一起去吗?”得到我“当然了”的回答之后,饭仓老师向我说明由于这是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会的会员访问团,在成为研究会的会员之后就可以一起参加。我非常高兴地当即支付了少额的年会费,当场成为了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会的会员。这样,1982年8月我作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会的访中团员参加了贵州省苗族的吃新节,以及云南省大理的火把节的参观学习旅程。之后看来与大理也是有奇妙的缘分吧。无论是在贵州还是云南,都是从省会直接前往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几乎没有时间参观城市,不过参观了这两个节日真的特别有意义,而且很愉快。

张人大:1980年代在中国进行真正的田野调查研究,横山老师说来也是日本人类学家当中的第一人。您还记得当时怀的是怎样的心情吗?有不安吗?

横山广子:不安倒没有。幸运的是自从1982年3月见了费老师以后,1983年秋天离开日本之前,也以多种方式与中国方面的老师进行了接触。此外,我当时也是考虑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全力去做,所以并没有感到不安。首先,为了在日本长期调查研究国际人类学的发展趋势,费孝通老师在自己的弟子中选出了中央民族学院的胡起望和索文清两位老师,派遣到中根老师这里来进修。两位老师于1982 年12月抵达日本,而我帮助他们办理外国人注册手续以及陪同外出等等。这样的接触实际上也增加了我学习和使用中文的机会。另外,此时中日两方面的学者之间的交流也在逐渐兴盛,比如我在日本和来日出席学术会议的宋蜀华和林耀华两位老师也见了面。之后的第二次访问中国是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佐佐木高明老师的关照下实现的。我接到佐佐木老师的亲切的电线 月民博访中团的日程,自己同时能够赴北京的话,可以在北京给我介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央民族学院的老师们。我是之前通过大林老师才得以认识佐佐木老师的。大林老师于1981至1987年兼任民博的客座教授,并作为代表推进了名为 “东南亚和大洋洲文化群研究”的项目。这是一个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以及全日本的大学在做有关东南亚和大洋洲这一区域的研究员都参加的超大型研究项目。该项目涉及东南亚和大洋洲将近240个民族团体,通过文献分析来确认340种文化因素的存在与否,并使用电脑统计分析、提取出所谓的“文化群”。我也参加了这个联合研究项目,协助大林老师的管理工作,直到我去中国之前,每年2—3个月一次的频率参加在民博举办的研究会。通过参加这个项目,我有机会了解民博以及国内参与者的研究内容和人品个性等。而且因为在日本人当中在中国展开真正田野考察也是史无前例,当时作为民博里的项目负责人的佐佐木老师也很关心我,给我安排了那样机会。所以在北京,和上面所说的两个部门的老师们见了面,尤其是胡起望和索文清两位老师的家人邀请我拜访了他们家,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并且能够将两位老师的日本的生活转达给他们家人,的确是特别愉快的事情。胡老师的夫人项美珍老师和索老师的夫人刘晓老师当时都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老师,后来我长期逗留北京之时,无论是研究上还是生活上都给过我很大的帮助。因此,在1983年秋天抵达北京之前,其实我已经认识了很多人,并且已经了解到大家都很亲切,所以当时并没有担心。

横山广子:在我抵达北京之前,费孝通老师已经为我张罗好了北京的研究环境。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宋蜀华老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接收我。宋老师从事傣族研究,曾留学澳大利亚,是一位很温和的老师。我当时住在四号楼外国留学生宿舍,每天上午都去参加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中文课程,下午则去旁听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的民族学课程,或者去图书馆阅读文献。此外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拜访住在中央民族学院家属宿舍的费老师,直接跟他确认《生育制度》翻译上遇到的问题,完成该书的翻译稿。

横山广子:时任云南民族学院名誉院长的马曜老师一行等人访美而路经北京。宋老师跟马老师交谈并提了我的事情。在马老师一行结束访美行程并由北京返回云南的1983 年12月初,在中央民族学院我第一次见到了马曜老师。我跟马老师说明了我个人的研究经历,并谈了自己想要在云南做田野调查的想法。当时马老师对我说:“虽然没有先例可以参考,不过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你必须先要去到云南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因此尽早奔赴昆明一事当时就已拍板。此后刚过完年我就正式接到了云南方面的联络,并于1984年1月27日凌晨由北京出发抵达了昆明。

横山广子:在马老师的安排之下,云南民族学院和设于民族学院内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双方同时接收的形式。在抵达昆明的三天之后,民族研究所的王叔武老师等人访问了我,通知我之前在北京所提交的田野调查研究计划的云南方面的审核结果。尽管在该研究计划中我提交的第一志愿是纳西族调查,但是,由于当时还并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只提交一个申请备选项的话,一旦被拒绝那情况就很麻烦,因此事实上除了纳西族,我还列举了以藏缅语系为中心的另外9个民族作为备选。当时我已经通读了居住于从东南亚直至中国的少数民族的大量相关文献,所以无论批准下来是哪个民族,对于文献理解工作我是有足够的信心的。但是王老师告诉我,可以进行调查的备选项只有石林的彝族,也就是撒尼,或者是大理的白族。我选择了白族。刚才也说了,一方面1982 年的夏天我已经去过大理,另外一方面我此时已经知道有关大理白族过去有两本英文专著出版。一本是C. P. Fitzgerald 在1930年代于大理进行的调查基础之上所写的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 (1941),另外一本是Francis L. K. Hsu(许烺光)根据1940年代初期的考察所著的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1949)。此外,还有一个预设调查时间的问题。我当时提交的研究计划书之上并没有具体写明调查时长期限,这一点也被王老师质疑。不过,当时我是故意没有具体写明。为什么呢?因为东京大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室的通例是,对于诸如此类并非很轻易地说去就去的海外调查,一般说来,最少也得一年时间,理想情况下,需要两年在当地进行考察。待够一年的情况下,调查者可以观察到完整的经济活动和季节性节日,可以了解当地的整体性。假如在第一年出现什么例外的情况,我们在第二年也可以进行再观察了解,调查补充。但是,之前也已经说过,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甚至短期也是史无前例。所以我并没有具体写明调查期间。当时当场被王老师问及,我回答了三个月。

横山广子:在我读过的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的相关调查报告中,在我印象中调查时间都非常短暂。就算长一些的也就是1—3 个月的时间。但是王老师告诉我时间还是太长,不过他也没有说要缩短调查时间。之后,为了调查我决定还是先开始学习白族线;:

不过这么看来刚到昆明几天时间里还是有了很多进展的。横山广子:

是的。在马老师的安排之下,云南民族学院的对应很友好且快速。我记得那一年阳历2月2日是春节,大年初一和初二,他们带我参观了昆明郊外的彝族村庄。回来之后的大后天我见到了我的第一位白族话老师,出生于大理的杨国才老师。当时并没有白族话的教材,杨老师参考其他的语言教学教材,比如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场景在白族话里该怎么说的之类的,模仿里面的教授内容给我教授白族话。我将这些内容用国际音标记在笔记本上再进行学习。除此之外,杨老师与我年龄相仿,而且同为女性,所以她后来也陪我一起参加了最初的大理调查。另外一方面,当时马曜老师认为对云南民族史的理解作为基础是很重要的,所以他给了我一本《云南各族古代史略》。马曜老师和王叔武老师甚至多次来到在云南民族学院北院内的宿舍给我讲授民族史。在此之前后,时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杜玉亭老师也给我了很大的帮助。张人大:

刚才所说的留在东京大学学习的胡起望和索文清两位老师,在我即将奔赴云南之际,跟他们的妻子取得联系并为我写了几封给云南方面的老师的介绍信。其中一封就是写给杜老师的。杜老师在2月底的时候就来看我。当他得知我确定将调查对象定为白族之后,杜老师就建议我不应该只把目光局限在大理盆地,而应了解更广泛的白族相关的知识。因此他给我介绍了在历史研究所工作、出生于洱源的赵振銮老师。当时赵老师看起来应该是60—70岁的样子,对童年时代的事情记忆犹新,而且当时已经发表了多篇记录家乡民俗与风俗习惯的文章。之后在赵老师晚饭之后的闲暇时间,我就去到赵老师在云南民族学院西院隔壁的历史研究所宿舍里请教赵老师关于洱源县白族的知识。不过,没过几天云南民族学院的外事办公室担心我的安全,提醒我不可晚上随便出门。后来就把时间改在了周末的白天。在这个小插曲里有了一个发现。我在夜晚外出,每天都要路过民族学院旁边的一段下坡路,那些旁边街道的样子和气氛白天与夜晚截然不同。当时我就在思考,其实这与我们的田野调查是有相通之处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个地点,在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段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景,所以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也有必要随时改变时间,多次访问同一个地点,观察不同的情况。此外,杜玉亭老师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严汝娴老师刚好也住在招待所,我们三个人有幸一起交谈。我之前一直对纳西族感兴趣,严老师和宋兆麟老师一起出版的《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1983 年)一经出版,我就已经在日本入手阅读,并且随身带到了云南。之后严老师也在云南民族学院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我因此有机会和他多次交谈。张人大:

就听您这么描述,当时的情景都能很生动地浮现在眼前。横山广子:

除此之外,经由马老师介绍我还见到了云南大学的何曜华老师。他也是一位很热情的老师。在昆明的时候,我还经常去民族研究所的资料室,在那里碰到基本每天都会过来的宋恩常老师,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他的著作对其研究有所了解。张人大:

总的算下来也有2年零2个月了。在此期间有多长时间是在大理进行调查的?横山广子:

在此期间分三个阶段在大理做调查。第一次是 1984年4月至7月,之后一次是1985年2月至5月,最后一次是1985年8月至1986年2月。(未完待续)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本书精选了20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